蝴蝶呢

我看中国文化的现状和未来
          —— 一次讲演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谢有顺

　　很高兴有这样的机会，来和朋友们做一次文化方面的交流。之前主办方给我定的题目是“今天我们如何欣赏文学”，估计你们中的很多人都是冲着这题目来的，我真的没有想到，以文学的名义，还能聚集起这么多人的热情。看来我们对这个时代、这个城市的诸多认识，都是有错位的。我的专业正是文学，不过，今天我并不想专门谈文学，而是想更广泛地谈谈我对中国文化现状和走向的看法。当时定这个题目的时候，我考虑到这是市民文化大讲堂，就想，应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个比文学更宽广的话题，好让更多人参与到讲座的现场中来，于是，我就想到了讲中国文化，只是，深圳这边没来得及把题目改过来，在广告中还是沿用了之前的题目。不要紧，我会从文学的角度来，切入这个论题，说出我对中国文化现状、出路的个人感悟，我相信，这是一个有价值的话题。我讲完之后，你们可以提问。
　　说到中国文化，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概念。它的容量很大，我的知识、见地有限，只能浮光掠影地讲其中的一些方面。为什么要谈这个话题？我不知道大家是否有这样的感想，中国是文明古国，在文化上一度是非常强势的国家，但在今天这个世界格局中，中国人、中国文化的地位再也没有原有的辉煌了。经常出国的朋友就会发现，中国人现在是有钱了，可是他走到哪里，都不太被人尊重。花再多的钱，也改变不了我们在文化、精神上的弱势地位。为什么在1840年以前还是非常强势的中国，到今天会落后到不被人家尊重、甚至连自己都看不起自己的境地？表层的原因是中国的科学技术、生活质素落后了，深层的原因，我想还是出在文化上。
　　什么样的文化，就会塑造出什么样的国家形象。中国现在开始提文化复兴的口号了，甚至由于经济的长足发展，一些人也开始有了新的文化幻觉，于是，文化自卑和文化自大交织在一起，构成了中国当代的文化现实。如果我们理性地面对这一现实，就会发现，在文化的复兴上，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我们不必自卑，更没有资本自大。
　　这一点，生活在深圳、东莞等地的人，感受应该很深。这两个地方，是中国最著名的生产基地。中国不是被人称为“世界工厂”么，这个说法，和深圳、东莞两地的制造业息息相关。中国生产的产品，你到世界各地都能买到，这一方面为中国创造了就业机会、经济增长率，但同时也简化了中国的形象。我也接触一些外国人，他们想到中国的时候，总是先想到中国制造的物质产品，中国成了一个物质中国，包括以前从中国出口到外国的，也都是丝绸啊，瓷器啊，工艺品啊——都是物质，不重视文化输出，这就给那些外国人造成了一个印象，以为中国只生产物质，物质和手工是中国最有代表意义的民族标记，这是错觉。可是，近代以来，中国一直无法摆脱落后的帽子，中国的先贤也一直在寻找中国的出路，在这个过程中，首先被牺牲的就是文化，相反，物质和技术被抬高到了从未有过的高度。
　　照梁启超的研究，中国从鸦片战争之后的五十年，经历了三次变革。第一次是从鸦片战争到同治年间，中国人首先感到自己在器物上有所不足，于是就想学习西方的“船坚炮利”，这就有了洋务运动，这个时期的代表人物是张佩伦、张之洞等人。第二次是从1894年的甲午战争到民国六七年间，以康有为、孙中山等人为代表的一些人，看到了中国在制度上有所不足，就开始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，变法维新、辛亥革命便是标志。第三次是五四运动时期，陈独秀、胡适、鲁迅他们，开始看到中国在文化上有所不足，对中国自身的文化传统感到失望，所以就发动了新文化运动，要革中国传统文化的命，全面向一种新的文化开放。从器物到文化，中国的社会改革走了一条从外到里的道路，直到把问题落实到文化上时，内在的病灶才被真正发现出来。但是，我们也应看到，引进一种新文化，从而轻视自身文化的根，这在五四一代先贤身上，你不会有什么不妥的感觉，因为他们都是国学功底很好的大师，他们虽然批判传统文化，但对传统文化并不陌生，他们的批判里面，其实包含着建设性。但几十年后，一种没有文化根基的民族危机就开始显露出来了，传统的丢掉了，新的文化我们又没有学来，即使学了一些，也发现和自身的生活、精神并不和谐，就像是借来的衣服，怎么穿都不合身，最后只剩下一些皮毛。
　　因此，经过近一个世纪的革命，中国现在面临的最大困境是，我们一直处于一个精神的荒原、文化的荒漠之中，找不到信念，找不到可以安身立命的文化根基，这时，除了抓住物质和享乐，大家还能怎样呢？一个心灵无从安妥的时代，惟一的真实就是物质了，所以，改革开放以后，物质在中国获得了空前的发展，文化的失落反而显得无关紧要了。和物质相关的话题，无非就是欲望、享乐和消费，这是今天中国大地上遍地都是的景观。由此可以看出，以富国强民、物质发展为单一宗旨的发展战略，必然造成现在这种文化困境，别人一想到中国，就想到中国的物质产品，而不太会想起，中国是一个生产过孔子、老子、唐诗、宋词和《红楼梦》的中国。五千年的文明古国，那么多优秀的文化产品，都被人忽略了，这是多么令人遗憾的事情。尤其是二十世纪以来，不仅西方对中国有了很大的误解，就是中国人自己，也不太看重自身的文化传统了。很多中国人，恨不得每天讲英语、吃西餐，以西方礼仪问好，他们觉得中国身份就像是一个耻辱的记号，这是非常奇怪的一种思潮。
    中国发展到今天，经济已经有相当的成就了，现在到了该反思自身的文化问题的时候了。如果找不到一个文化的出口，来满足中国人对现代社会的想象，中国人精神的断裂、心灵的荒芜，就势在必然。很多出过国的人都记得，中国游客几乎是所有游客中最肯花钱的，但中国人的精神风采，却没有给人留下多少美好的印象，在社会公德的维护上，中国人明显要逊人一筹，可见一个国家光发展经济是不够的，经济的强盛，并不会马上带来文化自信和文化自尊。政策如果对路，经济发展可以立竿见影，但文化发展不同，它需要有很长的时间酝酿、生长，才会见成效。应该承认，这些年，中国民众和中国决策层，都开始意识到文化的传承和文化的开放同等重要，只是，在具体建设上，还缺乏真实、广泛的回应。在座很多人估计都看过韩剧，韩剧里的很多人情、礼仪，都学自中国，但这样一些美好、温暖的东西，在当代中国反而难见踪影了，这是一种很深的悲剧。历次狂飙突进的政治运动，剿杀了中国文化中温暖、谦和、坚韧的部分，粗野、虚假之风盛行，盲目崇拜西方的心理也还大有市场，这种不堪的状况是怎样发生的？我很想和大家探讨这个问题。
　　以文学为例，这些年来，恶毒的、心狠手辣的、黑暗的写作很多，但我们却很难看到一种宽大、温暖并带着希望的写作，可见，我们的文化心理是不健全的。只看到生活的阴暗，只挖掘精神的阴私，而不能以公正的眼光对待人、对待历史，并试图在理解中出示自己的同情心，这无论如何都是残缺的写作。这种残缺，在我们的文化生活中举目可见。因为没有整全的历史感，不懂得以历史的眼光看世界，作家的精神就很容易陷于偏狭、执拗，难有宽阔的胸襟。所以，钱穆先生在《国史大纲》一书的开头，就劝告我们要对本国的历史要略有所知，“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，尤必附随一种对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”，“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，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，……而将我们自身种种罪恶与弱点，一切诿卸于古人。”钱穆所提倡的对历史要持一种“温情与敬意”的态度，这既是他的自况之语，也是他研究历史的一片苦心。文学写作何尝不是如此？作家对生活既要描绘、批判，也要对生活怀有温情和敬意，这样才能获得公正的理解人和世界的立场。可是，“偏激的虚无主义”在作家那里大有市场，所以，很多作家都把一切生活作欲望化处理，或者在写作中充满精神的屈服感，没有一种让人性得以站立起来的力量，写作的路子就越走越窄，精神也越来越阴沉，很显然，这并不是一条理想的道路。